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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融合，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人看的东西一样。

《侵权责任法》36条这一网络侵权条款是移植美国避风港规则的产物，该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审查义务，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解释该条时明确指出：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普遍审查义务。此外，司法裁判者应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建立司法上的防火墙，对公法规范向私法的转化进行过滤，仅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保护性规范时，才认定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具有过错。

[11]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审查义务的悖论式并行 在审查义务的问题上，中国立法呈现出悖论式并行的现象，即公法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定了明确的审查义务，而在私法上则采用国际通行的避风港规则，豁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蓝天公司因此向搜狐提起诉讼。从转介条款的角度，就要审视《广告法》27条是不是保护性规范。同时，这也显著地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风险，让其处于违反公法义务，承担公法责任和履行公法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两难困境中。[6]参见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译：《国外网络法律文件选编》，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当然，由于本文主要限于现行法框架，故不再展开讨论。由此，网络服务提供者方能得到有效保护，其私法义务才不至于受到公法审查义务的不当影响。[48]《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

美国信息自由法在法律文本中没有关于轻率申请或骚扰性申请这样的立法概念。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裁判所的裁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法院有最终裁决权。不过，同样需要意识到，知情权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对知情权行使的法律限制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学者通过对苏格兰信息自由法实施以来情况的实证研究，指出纠缠性申请虽然存在，但很多时候也被官僚机构和媒体进行了选择性的过度放大。

[68]Ben Worthy, The Future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79(1)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100-108(2008). [69]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article 12. [70]同前引[55]。尽管任何一个法律原则都很难有完全客观化、公式化的标准，但如果完全没有标准指引，则在实践操作中会导致裁量的高度主观化，引发比较的非正义(comparative injustice)，加大权力滥用的风险。

权利所蕴含的内在基本目标和价值理想，以及诚实信用的公民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权利行使的边际约束。在我国，实践中时而发生的大量申请、反复申请的行为，也就是学理上讨论的滥用知情权行为，其实主要是比较法视野中观察到的纠缠性申请、无聊申请等行为。在规范层面，虽然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是关于权利相对性的理论，以及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都可以为该原则的导出提供依据。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二)权利滥用在公法领域适用的不同情境 无论在私法还是公法领域，权利的相对性都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存在一些约束性条件，而这正是禁止权利滥用的逻辑和法理基础。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通过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机制来解决滥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时代，伦奎斯特大法官就提出了著名的甜加苦理论来分析制定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比如，目标信息已经是公开的，或者有证据表明申请人已经获得了目标信息，但仍要通过申请程序要求行政机构提供该信息，经行政机构告知仍执意申请，该种情况下，申请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程序，但其目的却偏离了程序目标。

因此，成本收益分析必然夹杂大量的估算，而由于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估算很可能强化行政机构的不对称优势，进而可能会压制正当合理的申请。[32]该条第2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其他要求，所以在逻辑上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要求。

民法上的客观诚信，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法律价值对行为人所提出的要求。[18]一位英国学者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英美法中并没有权利滥用这一法国式的发明。

比如，王泽鉴认为，诚信原则系对权利内容的限制，行使权利违反诚实信用者，乃逾越其权利的内容，构成滥用，法所不许。但是，并不能据此而建构出公共言论就是绝对自由这一规范性命题。2.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由于相对人的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或者特权，相比于民法和宪法领域而言，行政法上权利的相对性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很难通过后果的合比例性测试。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缩的第二个路径，是提炼一些操作性标准。这些需要加工、处理、分析、整合方可获得的信息，很明显会对行政机构人力、财力、时间等构成实质性的消耗，从而影响该机构法定公共职责的正常履行。

不过，或许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那就是，诉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是救济权的基础，而对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能过分依赖主观化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概念以及法官自由裁量而进行。根据该条文，公共机构无须履行向申请人提供被申请信息之义务，如果该申请被认定为无理纠缠。

关于申请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规定，强调的是国会不得立法来禁止或限制表达自由的行使，这种否定式的权利表述，也体现了对表达自由作为一项绝对的权利的某种承诺。

比如，裁定书在法律依据部分主要引用宪法及条例第1条关于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修辞，法院认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规定，表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也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行使，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这一关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宪法规定，可以作为禁止权利滥用最基本的规范基础。

行使知情权的成本，也是应对无理纠缠的申请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私民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性意味着法律对权利进行限制的论证，需要更高的正当性门槛。[41]参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90页以下。[34] 三、禁止权利滥用在公法中的适用 发源于私法语境中的权利滥用概念，是否可适用于公法空间？如果可以，其适用规则与私法领域中该原则的适用是否存在不同？ (一)权利滥用在公法中适用的描述 法权观念的变迁不仅影响到私法上的权利观念，对公法的权利观念同样也会产生影响。

英国1896年的纠缠诉讼法是为了解决亚历山大·夏福斯(Alexander Chaffers)提起的48件讼案，诉讼对象包括威尔士亲王、坎特伯雷大主教、下议院议长、下议院职员、不列颠图书馆受托人、上议院大法官和不胜枚举的法官等。尽管法律规范不一定将这些要求规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期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在陆案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对滥用申请权的判定，只是试图借助立法目的、法价值等法理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等进行说理。比如，2011年伊利诺伊州的《信息自由法修订案》规定了反复申请人这一概念——如果某申请人在连续12个月内向同一个公共机构提出了最少50个申请。

其二是通过一般的常识和理智来判断主观诚信。南通市发改委在答辩书中认为：申请人陆红霞及其家人具有明显的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违背了条例的立法目的，不具有正当性。

对于拆迁利益和政府信息之间没有法律上关联性的问题，行政机关已经反复进行了释明和引导，但原告陆红霞这种背离‘条例立法目的，任凭个人主观意愿执意不断提出申请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了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更重要的是，其归纳的四个行为特征，与后续的分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对应。[53]反复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并不一定是纠缠式申请，但应重点审查其申请行为。这种从原则到类型化概念，再到具体测试标准的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知情权滥用行为的判定提供更好的分析和说理逻辑。

布莱克斯通在其《英国法评论》一书中，认为财产权是每一个英国人的绝对权利，包括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只受法律的限制。[21]相关研究还阐明，在美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雇佣关系、合同法、侵权法、专利法等领域有着广泛的适用。

[52] 有些州甚至考虑在立法层面对骚扰性申请进行规制。但是，何为滥用知情权，对滥用知情权该如何抑制，条例本身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规定。

[51]在判例法层面，虽然也涉及到类似纠缠性申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联邦法院并未在裁判中对什么是轻率申请或骚扰性申请进行界定。(3)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设定该权利的目的。